“上门代厨”，月入过万？******
“香辣鸡翅、红烧鱼、包菜……10个菜，口味微辣，总共169元。”头一天和客户谈好了菜品和价格，约定好时间。下午3点，湖南长沙市“95后”女孩“葵葵子”准备出发“上门代厨”。
2022年以来，全国多地兴起一股“上门代厨”热潮。不少人在各类社交平台留言，可为附近用餐需求者提供“上门代厨”服务，并赚取一定费用。相关内容在多个平台的热度持续攀升。
“上门代厨”为何流行？这一服务有什么特点？行业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风险？半月谈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上门代厨”服务兴起
“上门代厨”的“厨师”多是厨艺爱好者，消费与服务双方点对点联络达成共识，“厨师”上门烹饪，线上收取服务费。2022年以来，“上门代厨”现象在多地兴起。美团2022年10月至12月数据显示，“上门代厨”的搜索量环比上涨533%。
两到三个菜58元，四到五个菜78元……半月谈记者在小红书、闲鱼、抖音等平台发现，北京、上海、武汉等多地的用户发布了提供不同菜系的个人“上门代厨”服务宣传广告。根据各地消费水平和菜品数量，“代厨”收费标准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如需代买菜、洗碗等则另外收费10元。
2022年11月初，辞职在家的“葵葵子”偶然刷到“代厨”信息，平时就擅长做湘菜、川菜和西餐的她有了兴趣，当即比照着发布了一条。“没过多久，就有人私信咨询我。”“葵葵子”说，每天接单2至3次，一个月时间她收入1万多元。
多名受访的“厨师”表示，目前各地“上门代厨”服务发展火爆，有的甚至成立了“上门代厨”公司。不少人都在考虑整合资源，未来形成团队化的“代厨”服务模式。
火爆背后呈现新特点
“找‘代厨’比找厨师便宜，还可以经常换菜系。”家住武汉的刘先生告诉半月谈记者，家里有老人和孩子，出于食品安全的顾虑，“代厨”更让人放心。
他给半月谈记者算了一笔账，按6道菜的标准，一次花去88元服务费和120元的原材料费，比起出门就餐和找专业厨师，价格低，吃到的菜质量高。此外，“代厨”们直接晒出擅长的菜系，信息透明。
半月谈记者梳理发现，时下盛行的“上门代厨”还呈现出诸多新特点。
一是从业者更加广泛。受访人士分析，烹饪爱好者是“上门代厨”的主力。他们或兼职、或全职，将爱好变成工作。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上门厨师”不乏上班族、宝妈等群体，他们常利用空余时间为他人提供“上门代厨”服务。在某平台多个“代厨”宣传广告评论区，都有人留言“怎样做‘代厨’？”
二是“上门厨师”和消费群体双年轻化。多位“代厨”告诉半月谈记者，“代厨”圈子多为“85后”“90后”，甚至“00后”，年轻群体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其服务对象也以同龄人为主。
一位互联网从业人员表示，“上门代厨”主要以网络社交平台为沟通媒介，且年轻群体是各类社交平台的主要用户，依托平台即时通讯的特点，双方相互交流更方便、高效。“客户大都是年轻人，通过‘上门代厨’，我还结交了不少朋友。”加入“代厨”队伍有一段时间的“90后”退伍军人大鹏说。
三是消费需求更加多元化。半月谈记者采访发现，不少长期叫外卖、不会做饭或没有时间做饭的消费者对新鲜、特色的餐饮有需求，便寻求“代厨”服务。除了生日宴会、公司团建等常见类型，“代厨”们接到的用餐咨询还包括健康饮食、减脂轻食、月子餐等五花八门的需求种类。
引导“上门代厨”健康发展
多位受访者表示，“上门代厨”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可以促进灵活就业，带动消费，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对餐饮的需求。但“上门代厨”准入门槛较低，也存在一定风险。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律师胡俊杰表示，“代厨”过程属于食品生产环节，如何保障服务品质和食品安全，缺乏相应的规范。
胡俊杰说，“上门代厨”主要依托社交平台私信建立联系，属于“你情我愿”的交易，对“上门厨师”和消费者双方缺乏人身安全保护。如，不排除某些人心思不正，抱有犯罪目的。此外，“上门厨师”在烹饪过程中一旦发生安全事故，纠纷如何解决尚无依据。
半月谈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门厨师”和消费者双方均对安全风险问题较为关注。不少消费者会提出查看“上门厨师”的健康证。“上门厨师”也会通过聊天的方式判断安全性，再决定是否“上门代厨”。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喻曦表示，“上门代厨”是一种新兴的服务关系，可能构成劳动关系，也可能构成劳务或雇佣关系，且不同情况下法律性质不一。此外，“上门代厨”多是私下通过微信或支付宝支付的方式支付服务费，如果金额巨大，可能还会涉及税金问题。
对于目前尚存在的风险和争议，胡俊杰、喻曦等表示，“上门代厨”作为社会分工细化的新职业，具有一定的发展前景。相关部门应正面引导和规范该行业健康发展。如，参照网约车、家政等成熟的服务管理模式，确定行业准入门槛，完善支付方式、纠纷解决路径等事项，对整个服务过程量身定做质量评价和管理办法，从而全面完善和规范“上门代厨”行业。(半月谈网 记者：田中全 邓楠)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 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燃放
依法分类管理重在确保燃放安全
□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30日，辽宁省大连市政府发布《关于做好2023年烟花爆竹燃放管控工作的通告》称，控制燃放区域允许燃放时间为2023年1月14日、1月21日至1月28日、2月5日，每日7时至23时(除夕不限时)。
在此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2023年春节期间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的通告》对外发布称，上海市外环线以外区域，除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场所之外，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北京市通州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致通州区全体市民的一封信，其中提到，“在北京环球度假区限定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须经公安机关许可”。
更早些时候，山东省东营市、滨州市也明确，春节期间在部分区域和个别时间段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有媒体统计，随着群众呼吁松绑烟花爆竹“禁燃令”之声增多，目前已有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即在规定时段、规定区域可以燃放烟花爆竹。
2023年1月3日，广东省珠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废止《珠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由各区政府、经济功能区管委会依据上位法，自行划定烟花爆竹的燃放区域、时间及允许燃放的种类，并向社会公布。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各地更为普遍的做法是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比较行政法研究所所长杨建顺解释说，对于烟花爆竹，政府进行规制有其历史必然性。目前各地通行的“禁燃令”就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起初，政府考虑到人们的接受程度，根据安全原则，试行“限燃令”，即在一些城市进行限定燃放区域和限定燃放时间的试点，在人们逐渐适应“限燃令”之后，再施行零燃放的“禁燃令”。
杨建顺认为，从“限燃令”演变为“禁燃令”后，立法者所预留的特殊处理规则被忽略了，这种“一刀切”的零燃放措施，实际上将传统习俗之燃放烟花爆竹归为彻底禁止之列。时间久了，过春节静悄悄了，年味儿也淡了些，难免引发人们非议。
在杨建顺看来，目前多地允许规定区域、规定时间内可以燃放烟花爆竹，实质上就是对向往“人间烟火”的民意民情的回应，也是对规制烟花爆竹相关法规的贯彻落实。如此回应民众呼声的做法，体现了法规所规定的“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综合施策、分类管理的理念，有助于弘扬春节燃放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增强“烟火气”。
河南农业大学政策法规办公室副主任张帅梁教授分析称，多地调整烟花爆竹燃放政策的背后，是对我国绵延上千年过年仪式中燃放烟花爆竹传统的回归和文化的传承，是回应群众过年期间期待平安健康的精神需求的回应，也是基于对我国燃放烟花爆竹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安全事故不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客观认识，更是对作为我国重要产业和就业领域的烟花爆竹行业发展的支持。
在张帅梁看来，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虽是能否燃放烟花爆竹的“小事儿”，但也是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各地对“禁燃令”的松绑，有效地解决和回应了群众诉求。同时，这也是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落实。
目前，我国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大气污染防治法。该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城市人民政府禁止的时段和区域内燃放烟花爆竹。在法规层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这意味着，法律法规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决定在本行政区域是否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权力。
杨建顺分析认为，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以烟花爆竹限制燃放的制度为背景。法律法规的这种授权规定体现了科学立法的精神，遵循了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管理理念。特别是《烟花爆竹管理安全条例》设置的授权规定，较大程度赋予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裁量判断余地，目的在于确保各地“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作出科学安排和部署，避免“一刀切”式的生硬施策。
杨建顺说，这就需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调查研究，全面、准确、客观、适时把握“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法决策、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作出“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决策、决定和举措，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保障举措支持的背景下，告别零燃放的“无菌社会”，充分体味烟花爆竹等传统文化民俗的滋味儿，欢欢喜喜迎除夕、过春节、闹元宵。
张帅梁说，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地域辽阔，省域、市域、县域各有不同情势，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不平衡之处，各地亟待解决的问题与需求也不尽相同。投射到立法领域，就需要在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基本前提下，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因地制宜，因应施策。
“是‘禁’是‘限’，需要各地根据环境质量、财产安全、百姓诉求等因素的现实情况，以及解禁后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与风险事故等进行有效研判，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制。”张帅梁说。
那么，具体来说，各地针对烟花爆竹管理如何把握“禁”“限”边界呢？
杨建顺认为，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限放”和“禁放”的问题，而且是烟花爆竹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邮寄和燃放的全过程安全保障问题。这就要求各相关主体严格按照《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对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和燃放等各个环节的规制要求，切实加强烟花爆竹安全管理，预防爆炸事故发生，保障公共安全和人身、财产的安全。
他呼吁，就烟花爆竹燃放这个环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合理地运用好法律法规所赋予的“限放”和“禁放”的裁量权，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限制或者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时间、地点和种类。
他建议，一般而言，要行使好该裁量判断权，可以参考把握如下标准：城市区域倾向于禁放，农村区域倾向于限放；人员聚集密度大的区域应当禁放，人员稀少非聚集性的区域倾向于限放；高楼大厦密集区域应当禁放，非高层建筑的区域倾向于限放；威力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禁放，威力不大的烟花爆竹倾向于限放。至于“高危险性烟花爆竹产品”，宜从生产环节把好规制关等。
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也查处并公布了多起违法燃放烟花爆竹案件。例如，2023年1月1日1时许，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广化派出所发现并查处一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现场查处9名违法行为人，依法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2023年元旦以来，天津市公安局宁河分局共查获非法储存烟花爆竹案件13起，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7起。
对此，张帅梁认为，放松“禁放”，不等于完全解禁。在放松“禁放”的地区，人们有燃放烟花爆竹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边界、有限度的。边界就是相关地方法规与规章确定的燃放时间地点与幅度，限度就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因此，违反规则、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应当受到相应的处罚。(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