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受捧中低端遇冷 长期增长是业内共识******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2023年春节渐行渐近，白酒也将迎来传统销售旺季。近日，《证券日报》记者在北京地区相关终端走访了解到，高端白酒需求坚挺，在市场上依旧保持一定热度；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多数中低端酒销售略显冷清，陷入“无人问津”的窘境。

　　“我们店销售比较好的大多是茅台、五粮液、汾酒这些品牌。尤其是临近春节，选择这几款的消费者居多。”北京市东城区一家烟酒店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日到店买酒的客流明显增多。“但整体来看，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情况不太乐观。”

　　2022年，受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白酒市场出现动销滞缓、价格倒挂等情况，渠道端难掩“焦虑”。进入年末收尾阶段，眼下白酒市场的终端销售情况如何？又将迎来怎样的春节行情？

　　高端白酒热度不减

　　中低端产品销售较为冷清

　　《证券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地区多家大型商超、烟酒店及酒水直营连锁店发现，高端酒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流通热度。

　　在位于朝阳区合生汇的华润万家超市，记者注意到，白酒专区的货架上，摆放在C位的多是定位中高端的产品，包括各年份的53度茅台酒、五粮液、洋河、山西汾酒等，定价多在千元以上。而在货架边缘位置，摆放的则是价位在500元至1000元区间的产品。

　　该专区销售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春节是白酒的销售旺季，近期已有不少消费者前来问价、看货。目前还未收到有关春节的销售活动通知，但最近两天会在超市中心位置摆架推出相关白酒展品。”据其透露，高端白酒全年价格波动不大，只有在类似春节、中秋这样的传统节假日，部分产品才会有活动。

　　记者此后在东城区多家烟酒店了解到，高端白酒销售仍保持一定热度。其中，对于53度飞天茅台酒在春节期间的销售表现，市场“看涨”氛围浓厚。

　　“现在53度飞天茅台酒的价格为2800元/瓶，比较划算。不过，临近春节可能会涨一点，预计会涨到3100元/瓶。”某烟酒店销售人员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而相比高端白酒相对紧俏的市场行情，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多数中低端白酒的销售较为冷清。

　　“今年整体销售情况不太好。”一家烟酒店工作人员略显无奈地向记者表示。在该店内，记者注意到，不少定价500元以下的酒品都打出了活动价，门口处还写有“部分酒品清仓甩卖”的字样。

　　此外，在西直门某商场的一家地下商超内，记者发现，标有“买一赠一”、“买A赠B”、“满减返40元”等活动的标签在白酒货架上随处可见。

　　增长是长期性趋势

　　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

　　疫情冲击下，积压在渠道端的库存压力浮出水面。据《2022年度酒商现状及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约39.7%的酒商库存在5个月以上，33.6%的酒商库存在3个月至5个月，库存周期明显拉长。同时，从酒企半年报来看，部分二线酒企面临的库存压力进一步加大。

　　面对库存压力，一些经销商和运营商开始低价抛货、回笼资金。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渠道的库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消化，名酒大单品将被优先消化，对一些中小品牌而言，库存消化并没有那么容易，其大多面临资金压力、生存压力，不少企业可能会扛不住压力而离场。

　　业界认为，当下的酒业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书玉日前表示，最近三年来，在疫情形势、经济走势、消费趋势叠加影响下，在产业自身矛盾释放背景下，酒业正在经历变革与调整。但中国酒业稳中有进的趋势没有改变，仍然延续结构性繁荣的长周期，整体效益持续提升，具有极强产业韧性和强大的发展活力。当前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扩大内需，消费为首，处于长周期的酒业即将迎来新一轮战略机遇。

　　五粮液集团(股份)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曾从钦也对白酒产业作出最新判断：白酒产业结构性繁荣正在加快演进，作为充分市场化的长周期产业，增长是长期性趋势。

　　中信建投研报指出，随着信心和需求的先后修复，预计2023年白酒行业动销将逐渐修复，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具有系统化运营能力优势的白酒企业将继续收获市场份额。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影响，白酒消费受到比较大的压制，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白酒等消费将逐步回升，白酒的盈利能力和品牌价值将更为凸显。”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展望2023年酒业发展，“开门红”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顺利，但按照大的周期来看，明年下半年中国酒业将回复正常的增长轨道。(证券日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